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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的回忆录小说

铁皮盒被撬开时，锈蚀的锁扣“咔嗒”一声弹落在地。刘风的大女儿春梅捏着那本塑料封皮的日记本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封面印着褪色的牡丹花，里面夹着几张发黄的粮票和一片干枯的银杏叶。老太太躺在里屋的床上，呼吸粗重得像拉风箱，已经三天水米未进了。

日记本的第一页只写了一行字，钢笔水洇开一团蓝黑色的霉斑：“1968年，我亲手把妹妹送给了人贩子。”春梅的手一松，本子差点掉在地上。她扭头看了看守在床边的弟弟建军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建军凑过来扫了一眼，脸色刷地白了。他一把夺过本子往后翻，可第二页起全是密密麻麻的账目：谁家借了五块钱，谁家孩子发烧用了半瓶退烧药，张婶的棉裤改腰围用了多少布票。一直翻到最后一页，都是这些鸡零狗碎的记录，再没提过妹妹半个字。

“这写的什么？”建军压着嗓子问，眼睛却死死盯着床上那个干瘦的老太太。刘风的嘴唇翕动了一下，像是说了什么，又像是只是喘了口气。她的眼皮始终没抬起来，枯瘦的手指却忽然蜷了蜷，在床单上抓了抓。

春梅把日记本合上，塞回铁皮盒里，又把盒子抱在怀里。“先别问，等妈醒了再说。”她的声音很稳，可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着。建军没吭声，转身去厨房烧水，铝壶盖磕在灶沿上，响得刺耳。

其实姐妹俩心里都清楚，家里确实有过一个“小姨”。母亲偶尔说起，只讲“你小姨小时候送人了，那家人搬去了关外，后来就断了信”。逢年过节，母亲会多摆一副碗筷，也不解释，谁要问就沉下脸。时间久了，没人再敢提。

可“人贩子”这三个字，像一把生锈的刀，把几十年的体面日子划开了一道血口子。刘风在大杂院里是出了名的仗义人。哪家夫妻半夜打架，她披件棉袄就去劝，往中间一站，嗓门比谁都亮。谁家孩子丢了，她发动全院找，自己跑到派出所蹲到后半夜。借出去的钱粮，她从没催过账。院里老老少少都喊她“大姐”，喊了四十年。

春梅记得有一年冬天，隔壁赵叔家的小子发烧抽风，赵婶哭得站不住。母亲二话不说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白面提过去，又连夜用酒精给孩子擦身。后来赵叔要还面，母亲摆摆手：“留着给孩子蒸馒头吧。”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跟“人贩子”扯上关系？

建军从厨房出来，手里端着搪瓷缸，热气糊了他的眼镜片。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，闷声说：“要不……问问二舅？”春梅摇头。二舅比母亲小八岁，1968年才十岁出头，未必记得。再说二舅前年中风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

床上忽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咳嗽。姐妹俩同时扑过去。刘风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看见春梅怀里的铁皮盒，瞳孔猛地一缩。她的嘴唇抖了半天，挤出一个沙哑的气音：“……给我。”

春梅把盒子递到她手边。老太太枯瘦的手指死死扣住盒沿，指甲盖泛着青白。她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像是有一团棉花堵着，只能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：“……东……四十里……赵家沟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她的手一松，眼睛又合上了。春梅和建军对视一眼，后背都起了冷汗。赵家沟——那是邻县一个早就没人提的地名。母亲这辈子从没说过她去过赵家沟。可是日记本第三页的夹层里，春梅刚刚摸到了一张硬邦邦的东西。她趁建军转身去叫大夫，悄悄抽出来一看，是一张1968年的汽车票。终点站：赵家沟。票根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“赵”字，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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